西方媒体眼中的达赖

西方媒体眼中的达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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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九月，在达赖接受美国总统布什颁发的国会金牌之后，达赖本人的路虎也在ebay上被拍卖。莎朗斯通曾经在一场慈善募捐会上被引见这位西藏的“精神领袖”时失态大叫“先生，先生请让我回到西藏”，也暗示了这辆1966年问世的旅行车最后的得主是谁。如果你在现场，对这样的场景应该只会一笑而过，最后拍卖以超过8万美金结束。达赖——这位曾经被CNN新闻主播Larry King 误认为是穆斯林的人，同样获得了美国犹太妇女的复国组织颁发的终身成就奖。他同样是唯一一位同时出现在苹果公司和法国VOGUE杂志的广告中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马丁史柯西斯与布拉德·皮特帮助他拍摄纪念他在拉萨的童年的电影。2005年他在华盛顿的年度神经科学大会上发表演说。今年春天，他也将在德国就人权问题以及全球化发表演讲。对于那些认为达赖不过是一个简单的藏族喇嘛的人来说，他们绝对无法想象现在的达赖对于出版界的价值，他上头条的几率绝对不亚于小甜甜布莱尼。

正如Pico Iyer在自己的新书《开阔的路——十四世达赖环球之旅》中指出：很容易想象达赖不过是很多大明星和亿万富翁的玩物抑或谈资。和其它强调爱，同情心，温和的劝说以及不计后果的做好事的人物相比，达赖出现的画面总是很单调乏味。秉持着“暴力滋生暴力”，“方法决定结果”的做法。达赖的某些言论听起来很人道，然后却很少有人有足够的智慧来参透这些道义的玄机，真正的将这些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达赖的英语讲得很不好，很多时候甚至他自己本人都会只能用长笑来化解尴尬。也正如Pico Iyer所言，达赖绝对“不是一个房间里最闪亮的灯”。

达赖的简单的僧人身份已经开始遭到怀疑甚至嗤之以鼻。更激烈的讽刺者称他为“穿GUCCI鞋子的有政治野心的喇嘛”。Christopher Hitchens指责他是一个打着“天赋神权”的旗号标榜在拉萨“一人统治”。拉萨这个喜马拉雅上下的小城，现在已经成为为15万流亡在外西藏人庇护的地方。中国政府称达赖为分裂分子。宣称达赖目前仍然在密谋回到中国，妄图以腐败的，封建的制度来统治1951年解放的西藏。很多西藏人民抱怨说达赖过于依赖非暴力政策，又过于依赖西方协调者的势力。

但是最近的西藏事件的发生提醒了六百万西藏人民对他的热情。在达赖流亡的49周年纪念日的一天里，自发的和平示威游行遭到中国政府的强烈回应后，拉萨发生了动乱。正如中国知识分子王力雄所说：随着越来越多的汉人进入拉萨，破坏了西藏原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传统文化，藏民和汉族人民之间的距离就越来越远。

Iyer在他的书里写到：对达赖生活彻底的了解应该从人们所看不到的地方开始。他艰难的政体从每天的凌晨三点半开始，在起床之后他需要打坐冥想，跪拜然后诵经，然后是更多的打坐和跪拜。接下来他需要看很多西藏的哲学书籍以及经典和学习，大约在晚上八点半才会睡觉。

这一切冥想和阅读的功课对于一个七十几岁的老人来说未免过多，尤其是对于他这个六岁开始就经历了超过差不多20年的艰苦教育学习佛教的形而上学，藏族文化艺术，逻辑，梵语以及传统医药学，最终获得GESHE学位（佛教的博士学位）。佛学精神的实现是艰苦严厉的。佛要求信徒苦行修，因此即便是达赖喇嘛也需要亲历亲为来实现智慧与清静。达赖传奇般的童年使他从众生中脱颖而出。1935年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里，当他还是一个两岁的学步孩童的时候，他被认定为使第13世达赖转世，从此开始了学佛的生活。据说是但那时彩虹横跨拉萨的东北天空，圣僧们由此找到他。1939年作为孩子的达赖被正式从自己的泥石房做成的家接往神奇的迷宫般的布达拉宫。

达赖联系书法通过临摹自己的前任达赖留下的作品，他曾经预言这部作品会是西藏史上最为惊为天人的作品。写于1932年，经历了长时间的动乱和与自己“东部大邻居”的共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内战还没有结束。当时十三世达赖已经感觉到西藏的独立将受到“野蛮人”的干扰。

即使达赖认同前任的预言，他始终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在布达拉宫，他生活在阴谋和黑暗的水深火热之中，像他的前任一样，他随时有可能丧命，这同样暴露了西藏的弱点。第九世，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均死于很小的年纪，流言认为他们是被毒死的。第十三世达赖险些死于谋杀，而那次谋杀是由自己的摄政王指使的，也使十三世达赖认识到西藏相对于高组织性和现代化的民族国家的差距和脆弱。然而他想要提升中央集团以及军队实力的想法却遭到寺院的“精英”以及免付税的农民们的反对，他们强烈要求保留西藏现状。1934年，在十三世达赖去世后不久，改革派政治家龙厦被予以西藏最古老最残酷的刑罚，用牦牛的关节骨压在人的太阳穴两旁，将人的眼珠挤出。

 1947年，达赖17岁，他在望远镜中目睹西藏军队射杀喇嘛。持续了一个星期的战斗由摄政王被逮捕引发，数十人死伤。最后，于1950年开始，达赖承担了全部的政治权威，但是他已经没有时间去理会前任对他的忠告。中国政府部队进驻西藏，十年以后，达赖和他随行的数千人开始被迫流亡。

达赖希望自己呈现给西方读者的形象是渴望接触现代文明的，无论是西藏原始野蛮的意识形态还是科学与民主相对落后的政府形态。这也正是吸引Lyre的地方，作为《时代周刊》的投稿人，Lyre曾经很强烈的感慨现代社会“几乎每一种文化都可以进入另一种文化”。他笔下的达赖是一个令人激动人心的同时遭遇了现代文明和旧文明，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很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想要改变反动的封建主义。

在西藏，达赖是旧文化的象征，与外界隔离，代表古老的甚至已经丢失了的文化传统。而现在，在流亡中的他，是新事物的代名词，他在50年里拥有了8个世纪的经历，他带着自己的特色越来越趋向于未来社会。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达赖的前瞻性，很多西藏的领导人开始对达赖的神性表示怀疑，指责他过早的认同奥姆真理教，而这个教后来公然在日本地铁站释放赌气，这一切表明他并不具有“活佛”的神性。他让自己的西方信徒不要相信佛教，因为很多佛教的教义违背了现代科学，他找寻著名科学家一起寻找证据去证明某些佛教经典应该遭到摒弃。

在英语国家公开露面的时候，达赖喜欢推广他的“全球伦理观”而不是深奥难懂的佛教涅磐理论。毫无疑问他绝对不愿意错失任何一个吸引世俗的美国中产阶级群众的机会，周末时分会有大批中产阶级的美国人聚集在中央公园听他的演讲。但是这也同样说明一个道理即：佛教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事实上这就是为什么达赖要早于别人很多年发现关于人权问题现存的和政治的挑战，而那些因为气候变迁才开始关注人权问题的人们似乎要晚了很多。

作为六百万人的精神领袖，达赖在传统的很多问题上都有着广泛权威，无论是在传统政治还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上。他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他的一个简短的政令的颁发就导致了西藏上个星期的动乱。他仍然坚持拒绝使用暴力，认为这是不道德并且反作用的，甚至威胁说如果这样的暴力行为继续发生他将从自己的位置上辞职。现在的达赖已经带有一种神圣的色彩，他责备中国政府的“文化绝杀”，同时也支持中国主办奥运。尽管不苟同，但是他仍然是试图用自己的温和的行为间接影响中国政府的决定，包括绝食和经济抵制。在他眼中西藏需要和中国需要建立稳定的邻里关系，他认为一个国家的问题不可能只由这一个国家独立完成。他勇敢的提倡“普世责任”，希望人们在想到自己的国家之前先想到全世界的国家。

随着中国快速成长，人们很容易为西藏感到悲观，尤其是想到西藏人民的精神领袖现在已经陷入一种对于“宿命论”的笃信之中。达赖喇嘛推出排除异己的争斗，祖宗的宗教和民族的现状正在映射前任的预言，而他只能看着民族的地标渐渐模糊最后消失不见。支撑Iyer文章的精髓在于我们可以任由自己的想象去构造达赖这样一个精神和知识的探险者以及属于这个世界的找寻自己身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