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言（第三部 14－27）

 

14

 

浩郎在火灾中所表现的“大无畏精神”赢得了领导的青睐，场长儿子也在他老子身上下了些功夫。因此，我连做梦都不敢相信，他就是近在咫尺、我可以用颤抖的手抚摸的、我朝思暮想的人。这惟一的一次奇迹使我骤然相信，在人的一生或另外的生命中，一切痛苦与不幸都是值得的。

那天，坐在我面前的是个不到四十岁的男人，却至少比他的实际年龄老十岁。他头发花白，额头上布满皱纹和伤疤，只是从颧骨和下巴、从炯炯有神的眼睛里看得出是个意志坚强的男人。长期在大田里干活使得他比以前更加结实、走起路来更沉重。只有在各种恶劣的自然条件里才能雕琢出这样一座石头，一座青铜塑像，体现本质的实体。这个人曾经死过，从死神那里又逃了回来；他强大的生命力与开创力最终驱逐了一切要将他毁灭的意图。

这个人经历过饥饿，也曾被他的同类们蔑视过。他去过的第一个劳改营在南方，也是沼泽地，潮湿、炎热，总是向上蒸腾着一股恶臭味。这是古代人抛弃死刑犯的地方，犯人丢下后，蚊子、蚂蟥或其他虫豸便会活活咬死他们。现代的死刑犯流放地也好不到哪里。有一次，劳改犯们把馊了的米饭扔到了地里，军管头头认为这是对国家资源的极大浪费，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他命令全队人员到稻田里在如火的太阳底下干活，然后吃掉剩下的馊饭，结果好几名队员不幸食物中毒身亡。这个男人也曾被列入死亡的队列，又从死亡的边缘逃了出来，而后转到北大荒的劳改营。这里虽不比从前好多少，却是他的家乡。他当然更适合北方的气候，便一直生存了下来。

换了别人，经历了这许多非人的经历，早就偿还罪责释放了。可他不同，他从未做过自我批评，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承认自己罪该万死。只要上级不开口，哪怕他们还有其他可鞭挞的对象甚至根本忘掉他，也没有人敢释放他。铮铮铁骨的汉子究竟能不能面对现实的打击？这现实超出了他的意愿，触及到他人性的最敏感之处。

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一九六零年的秋后。领导们知道全国正闹饥荒，也知道反正所有的劳改营都将合并。他们便自作主张，把浩郎——我千里迢迢来找的人，分到了我们的劳改营。

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们重逢时各自的感受，我们也没有寻找语言来表达，任泪水长时间地流，相互交融。我们不停地抚摸对方，证明这一切确实不是一场梦。随后，词语会自然地流淌出来，形成两条并行的河流，它们将日夜不停地流，一直流入大海，汇成一体。每个人在久别重逢后都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甚至可以忽略其实我们已分别了十五年之久了，那是悲剧性的分离。

让语言自然地流淌吗？不行，我必须先得完成我的使命，告诉铮友还一无所知的消息：晴人之死。我集聚了足够的勇气，字斟句酌地表达了我想说的话。铮友听到后，多年分离后几乎流到嘴边的叙说嘎然而止。然后他不再发出任何声音，这个极富语言天才的男人被事实击得目瞪口呆。整整一天，他像木头人一样，痛苦、悔恨与愤怒咬噬着他，他恨自己毁了晴人的一生，毁了我的一生。现在他要试图毁掉自己，毁掉他周围的一切。

我的存在无疑阻止了他不可挽回的行动，他能够再次伤害这世上留给他惟一最亲爱的人吗？呜呼！生命之中，多少人被根深蒂固的纽带链接在一起，无法了断；这纽带再导引出另一状态，超越偶然发生的夙怨、悔恨与愤怒，使他们不再以自身的意志为转移，更不用说所遭遇的事件。这另一状态推动他们去实现从未打算实现的目标，去他们从未想到要去的地方。我，天一，为什么我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不待在法国，自由自在地走我的路？这个状态是什么？盲目的命运吗？命运，可能是的；盲目，也许不是。自从到了杭州美术学院，我一步一个脚印，经历了多少苦难的历程，现在终于走近了我梦寐以求的终点。我在这儿，在这荒野之地；浩郎也在，在这重逢之地……

也许是经历了太多的失望，也许是为了补偿过多的剥夺，或许因为尊重她，在多年远离晴人的生活中太过洁身自好：总之，浩郎开始酗酒，放纵性关系。在这样一个纪律严明的地方，“上级领导”做出了极好的榜样，他们滥用职权霸占女犯人。劳改犯们在一起劳动时，也免不了忙里偷闲发生性关系，速战速决，可以在拖拉机上，在医务室里及任何可能发生的地方。

专制社会中只有恐怖，恐慌与孔洞。人类只能利用非人道者留下的极小生存空间才能忍辱苟活。

 

 

 

 

 

15

 

为什么不说出来？怎样才能说得出来？我也曾被空虚击败过，在我努力寻找浩郎的过程中，我也遇到过抑郁和绝望，后来在快要达到目标时才会有一言难尽的兴奋。重新找到他，告知他玉梅的死，我的任务也许到此为止了，我们三人的命运到此也该结束了。然而，在我自己造成的慌乱中，我几乎进入了无所谓的陌生状态，对生的渴望一天少似一天。浩郎的反应是我没有预见到的，我们重逢的意义何在？可是一定要有意义吗？只在一起还不够吗？在一起做什么？将来会怎样？

铮友沉沦在悔恨与自我毁灭中，我无法解救他。我长久地陷入苦苦的思索，复杂得超出我的理解力。我们是否要继续卑躬屈膝地生活在没完没了的耻辱中？就这样结束这没有实质内容的平庸生活吗？谁能帮我们把思路理清？没有什么人能解救我们，除非玉梅，她活着该有多好。可是，她要是活着，我就不在这里了！代替她的，我只有浩郎。他对我到底是什么感情？我有没有理由询问自己我对他意味着什么？这太矛盾了，我现在居然想证明我们之间的友情！我们不是一开始便结成手足之情了吗？我们两人不是在穿越四川省时已融为一体了吗？就在当时产生悲剧的时刻，难道不是因为我他才离开玉梅的吗？这北方大汉到底是不是原来的铮友、我那不同凡响的伙伴？不管他过去做了什么，不管现在他做什么，他不已经是我身体的一部分吗？既然玉梅一直爱他，而他也给她带来过幸福，他不也该是玉梅的一部分吗？在这种情形下，还有嫉妒的位置吗？我爱玉梅，难道不更是爱浩郎的理由吗？这些想法如此纠缠不清却清晰异常地盘绕在我脑中。我到这里来找他，并不只满足于抓住一个碎片，是寄希望于找到当初来自铮友让我觉醒、感召了我、使我永远向前的精神。这个精神是否还在？还是永远地消失了？

大概是从九月的一天开始，窒息的语言慢慢流畅起来。是老丁冷不防突然发话引起的。老丁一直关心我们，谨慎关注事态的发展（现在想起来，这确实是符合逻辑的，只有来自外界的声音才能打破沉默，而他是绝无仅有知道我们故事的人）。这一天，秋收接近尾声，冰雹和暴风雪快来了。只有在很短的时间内，时空凝固了，空气像被刀切过，又如水晶石一般坚硬而纯净。动物们正在为冬眠积累食物的时候，人们身心已极度疲惫，再也没有气力，只能彼此寻找安慰。有的在记忆中搜索；有的隐藏在记忆的深处；有的努力面对现实，与想像之间有天壤之别的现实。

一天中午午休时浩郎没睡觉，将我和老丁带到菜地旁边的小树林里，这里稀稀疏疏长着几棵桦树，有人时常来这儿乘凉。此时空无一人。

浩郎显然喝过酒，神情恍惚，又迷醉又压抑。一到林子里，他便大喊了几声，借以宣泄内心的激荡。然后他沉默了，虚弱地靠在一棵树上。过了一会儿，老丁用他特有的坚定而冷静的声音说：

“对于我们所经历过的人和事，我们要请求原谅。”

“请求原谅？”

“请求原谅并宽恕曾伤害过我们的人。”

“宽恕？……”

“对，宽恕，我知道这样说会让你们吃惊。但是我认为这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后一件武器，也是惟一能够对付荒唐世界的办法。我们每个人都历尽艰辛，最后聚在一起不容易。我们无法对付迫害我们的人，宽恕便可以切断仇恨的源泉，停止冤冤相报。这样我们才可以让我们自身的正气在宇宙中永存……”

看得出来他还有很多的话要说，多得不能一下子全说出来，但仅此已足以让浩郎开口了：

“宽恕……切断仇恨的源泉，停止冤冤相报……讲出来吧，否则就太晚了。那时候，为了求得谅解，你知道的，我去投奔了共产党，把玉梅一个人丢下……”

他的声音开始颤抖，但他没有退却，面色渐渐严肃起来，极力重新拾起话头：

“当时，我们一共二十来个人一起去投奔红区，准确说是十七个，由一个党员负责领路。快到解放区之前，在湖北北部，有一段特别危险的地区。我们走了六天，常常受警报骚扰，走走停停。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明知有危险也不得不进村；有时累极了就边走边睡。最后一晚，林子里响起了枪声，惊醒之后，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后来发现我们被出卖了。总有一天我会找到那个叛徒，让他得到报应，破他的相，吊死他。

“当时，我们在月光中仓皇逃命。我的小腿肚上中了一枪，跑的时候又扭伤了脚踝，我奋力挪到一棵树下，觉得身下有个小洼，便躺下来，让枯树叶盖住全身。我摒住呼吸，听见脚步声伴随着叫喊声在我身边走近，再走远，有一次有人干脆从我身上跨过去。假如没有血洇湿了裤子和伤口的剧痛，我会以为自己死掉了。可剧痛同身旁划破黑夜的野兽般的嚎叫相比，简直不算什么。是我同伴们在刽子手惨无人道的肉刑之下的凄厉叫声；还有那个年轻姑娘的叫，任何稍有点人性的人都无法忍受那种叫喊，我永远都无法忘记她的惨叫。他们是中国最优秀的人物啊！他们自愿从家人温暖的怀抱中跑出来，他们从自己暖和的被窝里挣脱出来，为的是去完成正义的事业。他们就这么落到一群惨无人道的禽兽手中，同样是出自造物主之手哇！他们迟早会遭报应。

“就这样，我一直熬到清晨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挪到附近的村里，心里做着最坏的打算。但我知道这里是游击队出没的地方，搜查队也许不会长久呆下去。敲了几家以后，最后是一对老夫妻收留了我。明明知道如果有人告发会是什么样的后果，他们仍旧给我治伤，照顾我，对我体贴入微。我和他们分享同一碗米饭，共吃灶上悬着的腊肉，这是他们一年的食粮啊！在他们沉默寡言的粗犷外表之下，我看到他们内心的善良。由于没有别的床，我就跟他们睡在一起。晚上，为了不惊扰我，他们躺下身后便一动也不动，我只听得见他们平静的呼吸声。我从他们身上体会到了我从未体验过的父母之情。

“待我稍能走动后，便四处寻找各种途径重新取得联系。在当时缺乏信任、充满仇恨的世道上，怎样才能找到战友？终于有一天，我正在街上走的时候，发现有人冲我微笑，他肯定早已注意到了我，经验告诉他，我这个掉了队的士兵正在寻找归队的机会。这一次，我同另外三个人一起开始了长途跋涉，找寻我们的理想。在一个长满了芦苇丛的小河边，我们看到了等待我们的小船。河对岸便是我们历尽千辛万苦追寻的地方！船逆行得十分艰难，我们终于同自己人会合了！我们相信，无论做出多么大的牺牲都是值得的。这里有一大批生气勃勃的人努力工作，新建的大路上，为了建设新解放区，人们来来往往地忙碌着；人与人之间相互爱护，充满博爱，中国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

“但革命者没有忘记他们最终的理想，不会满足唾手可得的幸福。他们不怕牺牲，所以战斗还要继续下去。人民政府已在各地建立了起来，我自己也投身其中。任命为战地记者之后，我去了河南和山东前线，毫不留情的战场上没有休息的时间。战士们英雄威武，杀人是为了不被杀死，我们确实不虐待俘虏，但我们仍要赶尽杀绝，为的是‘减少敌人的有生力量’。

“可我为什么给你们讲这些？我当时是想追求一个更伟大的目标来求得宽恕，最后的下场是我把我深爱的人拖向了死亡……这便是冤冤相报。我们当中谁还有权利博取宽恕？你呢，老丁，你以什么名义、以谁的名义同我们这样说话？”

“以谁的名义？……以孔夫子的名义吧。他不是提倡仁爱吗？……当然了，我是另一回事……”

他犹豫了一会儿，接着说：

“话说起来长了，唉！其实非常简单，但我没权利讲出来，要不然等待我的就是死刑。我只讲给你们俩吧。

“我老家是安徽，家庭成分是地主，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我年轻的时候无忧无虑，三十年代初我正在读法律专业，那时律师是前途无量的职业。可国家沦陷了。当时我们家乡还没有战争，我本想在我们那个小地方安心做我公证人的事务。可这期间发生了一件事，因为读书的缘故，我推迟了婚期，后来干脆取消了，这对我家和女方家人来说是丑事一桩，我把他们都得罪得太狠了。既然如此，我就抛开一切过一种独特的生活。事实上，除了那件事以外，我还受过很多精神上的刺激，以后便厌恶所有的事。什么刺激呢？比如在省会H城，有一天早上，在地区法院的后面，我亲眼看见有人用带钉的鞭子抽打一名犯人，当时有一块人肉正好甩到我脸上；另一次我在市郊看到河面上漂着一块门板，上面反绑了一对年轻的恋人。我真不知哪个禽兽能做出这样的事？我明白我的人民正在经受苦难，人类正在经历困苦。我确实再也忍受不了我周围生活中有意的残酷与无心的漠视了。

“当然我完全可以为此打抱不平，但相反的，我成了一名……佛教徒。你们很吃惊，是吧？一直让我保持清醒的是我的怜悯心，我的本质不允许我在暴力上再增加暴力。从此以后，旁人拿我当“本地居士”看，就是一个做慈善事业、令人尊敬的人。这种令人夸耀的尊敬是我用丰厚的家底花大价钱“买”来的。所谓家底，就是只要我还负责管理家族的井、桥梁以及庙宇的翻修，家人就容忍我继续在家中生活和理财；可是后来我开始随便挪用大笔款项用于救济穷人，买印刷机用于印佛教宣传用品，家人便反对了。由于我一直没有结婚的念头，他们便暗示我应该试图在修道院里找到一席之地。我也曾这样想过，可一直没做。这期间又出了另一桩事。

“那时正在流行霍乱，有些基督教传教士向我们提供预防针，帮我们救护病人，也包括我家里的人。这样我便结识了他们，我们一起救活过很多人，后来我们成了好朋友，还经常在一起讨论些彼此关心的事。我问他们为什么会信仰如此遥远的一个宗教，他们提醒我佛教也是外来的。至于他们信仰的内容确实十分令人费解。他们对痛苦、死亡、爱情、生命等问题的看法全都与耶稣基督这个人独特的生平事迹有关。这使我对这个宗教产生怀疑和疑问的同时也激起了我想研究的兴趣。有一天早上……对，我还记得前一天晚上，我们还在脸红脖子粗地争论问题，到了最后，为了平静下来，我们决定停止一切争吵，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信仰取决于各人的性格，每个人都可以信儒教、道教、佛教或基督教等。那么那天早上，当我主动来到洪牧师面前时，他相当震惊。我要求同他一起去街上分发他主持的《好消息》宣传福音的小册子，很多人见了我很愤慨，在众人的嘲笑声中，有人用手指着我说：‘那不是丁拐子吗？他不光要吃斋*，现在又要靠传“教*”吃饭了！’我没动摇，抹去脸上的浓痰，这对我来说是个必要的考验。

“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安排我到另一座城市去辅助一位英国牧师，他了解了我的文化程度，建议我学当牧师，为此我得去上海或香港读书。但我有太多事要做：战争的阴影还笼罩着大地，我们的教堂成了一个大杂烩的场所。我们收留病人、养育婴儿、照顾老人、提供精神安慰，什么都干。进我们教堂的有穷人，有坏人，有平民也有士兵，包括共产党的八路军（正因为此，解放后对我的判决才手下留情，保了一条命）。那时我们要克服很多困难、解决很多问题。后备不足、营养不足、争吵、纠纷、办丧事……然而我们并不仅仅像动物一样只为满足最低的需要而活着，根本不是。工作时间以外，我们很快乐，快乐得简单、固执。我们每天在创造生命，根本没有人感到失落和遗弃，没人感到孤独。我将精神与肉体全部交给了这项工作，也没有时间去想自己的私人生活。可我还是不期然遇到一位很有人情味的女人，太有人情味了。她是寡妇，我们相遇在楼道里，四目相视……本来是要结婚的，正赶上全国解放，结果计划没能实现。幸亏如此，要不然她肯定会为我承受沉重的枷锁。在所有“整风”运动之前，我们这些教会里的人就已经被判了刑，外国传教士们一律驱逐出境。我、洪牧师和另几个人因窝藏过亲教会的人也被判了刑。这些人就是因为帮人印刷了反唯物主义思想传单，便在千人大会上公审并立即执行枪决。

“我们蹲了三年监狱，条件十分差。这个，浩郎你肯定知道。号里只能容纳八个人，而我们是十五个人睡在地上，吃的是发了霉的饭菜，旁边就是公用大粪桶。刑满后我们以地主身份被送往各个劳改农场，我们的真实身份永远不得揭穿。山西煤矿，河南大坝我们都去过。最后，北大荒的军队要了一批劳改犯，我们就转到这儿来了。当时这里没有任何遮身掩体的地方，天当房地当床，虽积劳成疾，我们还是得从零开始。开始我们睡在千疮百孔的帐蓬里，后来有了稻草和树枝搭成的牲口棚，然后才是较结实的房子。我们受过伤，得过痢疾，第一个寒冬就夺走了好几个人的生命，其中有洪牧师。我们只能挖个坑草草埋掉，连个裹尸单都没有；冰结得太硬时，我们就把尸体放在远处，雪很快就埋上了。天一解冻，便只剩下一堆搅成一团的腐烂尸骨……

“我为什么要给你们讲这些？我从没讲给任何人听过。我刚才说宽容，因为爱好正义的革命者已经变成了冷酷无情的审判官。谁能中止这个冤冤相报的连环套？我们不能，只有上帝做得到。中国的历史上有很多善良正直的人，他们为了文人的理想和宇宙的正气，在道德正义和神圣使命的驱使下慷慨殉国。所有这些都是国家的荣誉与骄傲，因为假如没有这些崇高气节的人们，没有这些殉道者，中国便不存在了。但我们国家能不能接受外来的、以爱和宽容的名义而死去的人们？……”

老丁突然停了下来，他说得太多了，他看到另两个人似乎不在听，或他们根本听不懂。一个教徒的告诫在不信教的人听起来总是有点“荒诞离奇”或“异乎寻常”。浩郎当然明白中国的现实问题，但由宗教来训导多少让他有点不舒服，他是从未下跪的那一代人。我则比他好多了，我母亲给过我这方面的熏陶，还有那个抽大烟的伯伯，而且我还在西方待过。

浩郎从沮丧中挣脱出来，站起身，用双臂抱了一下老丁的肩膀，好像是在告诉他，他可以像信任他的上帝一样信任面前这两个人。

 

* 原文为拼音加注释

 

 

 

 

 

16

 

那场大火既来自无法预知的自然，也源于没有足够警惕的人，它带给人们的先是歉收，继而是饥荒。两到三年之间，大饥荒遍及全中国，上百万人因此而饿死。

这样一场持久而大面积的灾难难道完全是自然灾害吗？政府后来才承认，这一系列的灾难是由党的政策错误所引起的。而党一直由伟大领袖一手领导，后者由于环境使然，不知不觉变得无法无天。反右斗争以后，面对明显的失误，他没有及时纠正，反而继续他的宏伟规划，要在中国的历史上，用铁与血书写他的诗篇。他不尊重自然、人类与经济规律，在两至三年的时间里，他一个接一个地发动了一系列群众性运动：宣传“大跃进”，其目标根本无法实现；成立“人民公社”，农民们甚至没有权利在自己家里做饭；鼓励“大炼钢铁”，动员人们把家中所有的金属用具拿出来，以极为粗劣的方式炼钢，炼出来的只能是一堆废铁。可以想像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已大难临头的国家如何不会在短短的时间里一下子坠入深谷。

北大荒也不例外，我们浪费了三季时间不去做该做的农活，全力从事土法炼钢。当时农作物已经歉收，更征收了一大部分收成用于支援严重缺粮地区。

大多数人的悲剧在少数人看来可以是幸运。由于大饥荒，劳改营里的生活相对反而变得“舒服”起来。有些已经过了拘留时间的人被释放了，原则上我是属于这一部分人的。但我尽全力留了下来，为了铮友，因为没人能做出决定放还是留他。留下来的人明显感到以往严密的管制渐渐松弛下来，继而是严格的食品定量，我们从指挥部得知大家都在挨饿。大饥荒的第一个冬天，人们感到体力不支，哪怕建房这样最轻的活都完不成。因为缺乏热量，人们在木石的重物压迫之下昏倒，在大风雪中很快便支撑不住，有的冻僵，有的干脆倒在雪中再也爬不起来。领导们自己也撑不住了，允许大家在集体劳动以外自谋生路。很多农田由于不再长庄稼闲置起来，也不再开垦新土地，这样下来一年中的农活少多了。对有办法的人来说，这正是大显身手的时机，他们到田里去拣收割时落在田里的高粱和大麦，找野菜和可食性植物，去河塘里钓鱼，抓些平时根本想不到能吃的昆虫和小动物；还有些人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听天由命，指望别人施舍些吃的，或干脆以体力硬抗着。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浩郎开始与猎人有了来往。他们也是东北人，口音和体形同他一样。这些猎人愿与他交往，可能是浩郎有过杀死野狼的好名声，也许他曾试图与他们接触。在他们的关照下，有段时间他能吃到新鲜野味，如此，他长久被窒息的、顽强不息的生命力才慢慢恢复起来。猎人身上散发着酒精与野味的气息，说话像吐石子一样迅速而粗野。他们好像是直接从野人部落里出来的，身着兽皮，脚蹬草鞋，衣衫褴褛。他们冬日行进在狗拉的雪橇上，冬季以外骑马或步行。

当他们第一次出现在劳改营里时，因为其行为太过无拘无束，着实惊动了营友。仍处在枷锁中的人们无法想像这些人的生活，人们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了解这些自豪的、外来的、草丛里冒出来的原始人。外来的吗？作为猎人，他们才是这片魔鬼大地的真正主人。由于历次大饥荒，他们自己或者他们的父辈不得不背井离乡，留在身后的是贫瘠的土地和同伴们的尸体。他们吃的是草皮和树叶，最后才来到这片永久的死亡之地。他们不得已从原先老实巴交的农民变成了勇士。为了猎取凶猛的野兽，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武器，长矛、大刀、弓箭或石头……他们当中很多人在饥饿、寒冷、虫咬或中毒时失足或陷入泥沼，躯体还未遭死神光顾时，已被蚂蚁和野兽们啃噬；还有的人被大风雪困在深山里，与冰雪冻成一体，只好长时间享受他们无奈的孤独。活下来的人都是大无畏的勇士，什么野狼、黑熊或是横扫一切的大风暴都不能把他们怎么样，风暴能吹走或掩埋他们的草屋或足够他们容身的山洞，而他们野性的笑声正好证明他们还活得好好的，在同命运开着玩笑。他们对当地地形和气候了如指掌，把部落交给神祗与魔鬼，从此他们认定身份，无怨无悔，正如他们毫不留情地捕捉野兽并不动声色地给它们开膛一样从容不迫。

只要季节允许，他们便不停顿地打猎；一旦气候逼得他们不得不放弃一切狩猎，他们一定顺从。利用这段难得的时间，他们要好好享受一下生活，这才想起原来他们也是属于人这支部落的。他们下得山来，奔向小镇和边界上的村落。好几个星期之内，他们要以兽皮、兽肉、兽骨及野生植物来换取他们必不可少的酒、盐、枪支和弹药。他们把其余的精力用在赌场或窑子里，有的甚至意欲建立家庭，这是人类的共性。他们既温柔又野蛮，由于平时无法无天，他们有时会混淆人与人之间的温存及人与动物之间的搏斗。他们当中有的甚至忘记了，如果杀死动物是生存使然，那么因嫉妒或利益杀人便构成了犯罪。因此，在这样无组织无纪律的部落里（部落的头领主要是为了解决地盘争端），为了消磨山洞与茅屋里漫长的黑夜，开始流传了一些英雄及报仇的诗篇。

酗酒、犯罪，这罪行累累的一族是否正在消失？显然没有，猎人们本能地知道行为的界限，他们与动物打交道时，学会了尊重大自然的平衡。要洗劫，但不能过头，要充分留给自然再生的余地；对人也是同样的道理。而且，他们一旦人数减少，力量削弱，总会有爱闯荡的年轻人来与他们会合。危险并不来自于内部，而是外部。当他们看到军队开过来、建起了一个个营帐时，他们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他们漫长的另类死亡开始了，大规模的垦荒在他们看来是对自然的无视与亵渎。作为农民，他们自己为了不侵犯自然的力量已经放弃了本行，从一个草原走向另一个草原，从一片沼泽走向另一片沼泽，最后总是以群山作为基地，为的便是不去做不该做的事。

 

 

 

 

 

17

 

我和浩郎拖着饥饿的身子，弯着腰、撅着屁股在地里拾小米、蚂蚱和老鼠，这是块被遗弃的田地，旁边有条大路通向远山。少顷，一些胡子拉茬的人从山那边向我们走过来。他们背着枪，腰里别着刀。其中一个威严的独眼人，好像是头领——只有经历了大苦大难的人才能当首领——认出浩郎是北方人，便问道：

“你是哪儿来的？”

“哈尔滨。”

“怎么称呼？”

“浩郎，孙浩郎。”

“浩郎，哈！是你！‘嗥狼’，没错儿，可找到你了。”

头领咧开的大牙终于让浩郎也笑逐颜开，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我朋友阴郁的脸再现笑容。猎人从挎袋里掏出两只山鹑：“拿着，不用退毛，用土包着烤，烤完把土剥开，毛就跟着掉了，然后你就大口吃肉吧！”

这做法太简单了，不一会儿，草原上升起一缕烟。我从熟肉的香气里嗅到了我生命中难得的好时光，那是逝去亲人的低语和微笑，他们曾经存在过吗？慢慢地我又想起了童年时鸦片烟的味，还有那次长途步行寻找源头之后，在小路边烤红薯的味道……

从此以后，猎人们总是从山那边偶尔过来一下，把他们打猎的战利品交给浩郎，然后浩郎再与我和其他附近的队友分享。有时他们会多留一会儿，让浩郎打几枪，或显显他们的本事：吹声口哨惊飞一群野鸭，然后双手举枪射击，双枪双中……而后大家坐下来，手中传着酒壶，说些粗野的话。这些时候，浩郎表现得十分自然，甚至开心。他褐色的脸膛与其他人相似，却仍能显示与众不同的特性。

我问自己：“浩郎从小就是孤儿，后来又逃出他叔父的监护，他完全可以成为一个传奇人物、一个匪徒。是什么使得一个最初一无所有的人走上这一条路而非另一条？而浩郎这么一个前途无量的人，为什么最终却落得这样穷途末路的境地？”

在这荒漠无垠的极地，看着他坐在一群衣衫褴褛的人中间，我心中突然感慨万千，思路渐渐变得明晰起来。这极端的景致，每一棵草、每一块石头都久经风吹雨打，它们安抚饥渴、喋血无声、誓言不再、爱情未了，最后落得死无葬礼；它们本身便是古老的践诺，一次性付出、千百次背叛。埋没了多少个世纪的一首史诗，现在要重新书写。由谁来写？不就是那个面庞庄严、面相破损、有如丧权的神祗吗？对，我肯定浩郎体内聚集了来自远方的推动力，比他自己了解的更为深远。远方的某个地方，前世的精神在寻找将它变成诗篇的人物。在芸芸众生里，它要选择异常坚强、能够顶得住非凡的压力，异常倔强、能够一直推动自己向前的人。浩郎从未失去过勇气，从未拒绝过诗歌，他将是创作这一古老史诗的最佳人选。这个想法猛地给了我一记重重的敲击，我为什么没想起来让铮友立即付诸实施呢？可眼下，诗人完全忘记了他的身份，正聚精会神地听猎人们给他解释熊掌的益处……

夜幕降临时，山的阴影笼罩了平原，猎人们告别了。走到远处，又停下，在横卧的石头上放下两只碗，一只盛上肉，一只盛了酒，再洒上新宰的鹅血，大家无言地一齐面向西跪下。一缕火焰在风中飘闪，头领用坚定的语气大声说着什么，其他人齐声重复。只一会儿功夫，广袤的平原便在一声撕裂的尖叫声中重归孤寂。

 

我记得就是这个晚上，在这偏僻的荒漠，浩郎忍不住对我说：“假如我是独自一人，我就跟他们走了。”这句突兀的话在我的模糊意识中盘桓了许久。怎么回答呢？首先；怎样才能不像他一样，现在以至永远，迁怒于他失败了的使命？这使命当时令他感觉同李白与杜甫，惠特曼或杰克·伦敦[1]相当接近，他要以他独特的作品集去拥抱整个生活，将人类的生活体验转换成杰出的诗歌。倘若他同猎人们走掉，肯定会在野性与艰苦的生活中得到非同寻常的经验。但多久呢？猎物们会马上认出他来，他会被撕咬，围困，他肯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手中拿着武器，大声笑着挑战……“假如我独自一人……”他这么说。我们重逢时困扰我的问题又一次来到脑际，比原先更直接：“我是他的绊脚石吗？我们是不是彼此之间互为枷锁？”我正自己嘟囔时，浩郎发话了：

“我猜得出你在想什么，想得不对，毫无用处。我不是一个人，你也不是一个人。我们两个都不是……”他紧盯着我的眼睛，带疤痕的脸在夕阳的映照下发着光。我什么也没说。他终于要对此说些什么了，我决定不打断他。

“这世上发生了很可怕的事，我们也经历了可怕的事件。但为什么是我们呢？我不知道，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我们重逢于世界的尽头，这是个奇迹，你已经告诉我了，老丁也说过一次。可我觉得与其说是奇迹，还不如说是因为我们不能不这样做。正因此，从今以后，我们得做不能不做的事。什么事呢？我还是不知道，现在不知道……

“老丁，唉，这个老丁，又是他，他说过人在世上不可能成三，还说我们老祖宗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在阴阳之间加上了冲虚，这话让我迷惑。他说起玉梅的不在比她在场还要现实，而这空缺将来总有一天会补齐。他怎么会这么肯定？我不信神，该怎样去理解？同我有关的，我只知道只要你在这里，我就只做对我们两人有利的事，或者干脆说对我们三人有利的事。只要我还活着，哪怕只一瞬间，我都要把它弄个明白……”

 

同猎人们的交往没有再持久下去，他们来得越来越少，第二年夏天再也没见到他们。最后一次是六月份，他们骑着马从这儿路过：“我们不会再来了，大兵真不是东西，用机关枪打猎，还扔手榴弹。都破坏了，草原，水塘……我们还有人因此受了伤……喏，这儿有点鹿肉，稍有点坏味，但还能吃。你在水里煮一下，随便放点作料就行。”随后这些世界末日[2]的骑士背过身去走远了。独眼头领突然转回来，冲我们这两个“营友”说：“这世道要是横着来，一点没辙。大饥荒，我们可领教过。该谁死谁死。”他先看了看我，再看浩郎，又说：“他，我不知道，自己想法儿活吧；你呢，你死不了！”

 

18

 

“他，我不知道！”我可是知道。大灾害来了，该死的不会活下去。而我求生的可能性实在有限，没有什么比我身体中极度衰弱的胃与吞下的肮脏食物更不能容忍了。集体食堂里，每日的供应越来越少。没有米饭，为了把菜咽下去，我们吃玉米、高粱和其他粗粮做成的窝窝头，又硬又粗，时间一长大家都便秘，没有药可以缓解。我们只好互相帮着从肛门里往外一块块地抠出硬屎橛子，奇痛无比。营养不足引起的不良反应击倒了一大批人，死了的属于“自然死亡”。还有的人没抵住这一年冬天早到的寒冷天气。一到十月份，地上就积了厚厚的一层雪，门窗全部封死，大地一片苍茫，冷酷无情的鬼魂每天来收取它那一份人肉。

至于我，虽然有铮友给我的各种救济，我仍然没能过得去，剧烈的咳嗽将我的肠胃搅得天翻地覆，胃痛，大出血。我被送到邻近的分场，那里至少有个医务所，临时扩大以备急需。

我之所以能够熬过这一劫，可以说得益于一位尽责的中年女护士。这是我回国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女性的温柔，虽然周围的呻吟、脏纱布及浓痰并不是什么享受，但这是病痛稍缓时惟一能感受到的温情。最痛苦的时候，因为没有药，这位护士便坐在我身边，用手在我肚子上轻轻按摩，或放在上面不动。一只实在而胖胖的手积聚了全世界的温柔，使得我稍稍安静一会儿。由于高烧不退，我盼望甚至假装肚痛以求再次得到按摩。她的手放在肚子上时，我专心体会着它的拍打和沉沉的重量。在我以目光示意的感谢中，护士回报我一个苦笑，好像这样也能解除她的某种痛苦。

死在医务所的人就地火化。有一天，我的手中传来一张神喻的纸条：“你也不会死。”这张揉皱的纸来自另一间屋子，笔迹是老丁的。他想说什么？什么叫“你也不会”？他难道知道了猎人说过的话？除非他影射自己？他自己？如果他已进了医务所，那么完全能往最坏的方面想。我知道他一旦得了肺充血便无可救治了，他会随着饥荒日渐衰竭。我们曾给他补充过很多营养，但无济于事。他咳得很厉害，从不愿比别人多吃，总是把食物分给众人。我明白，他来了就是为了死在这儿。显然他是精心选择好了时候，这里是他惟一能得到自由的地方，死得高贵，死得傲然。他悄然的死正是对那些将他整得只剩皮包骨头的人一个无声的蔑视。

在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房间里要大声喊才听得见对方的讲话。我还没来得及拖起病体去见老丁，护士就给我带来了他最后的消息。是一个包裹样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扁平的白铁小盒子和一本手掌大小的小薄书。这盒子，我见过多次老丁从里面拿出针线，修补他的外套，帮队友们缝扣子；小册子我也不陌生，小时候在南昌街头上常见传教士们发送。我还曾拿过一份，有不同的颜色，当时我只是为了好玩，还不会读书。显然老人将它秘密带了过来，肯定是缝在他的外套里，从一个劳改农场带到另一个。封面上写了五个字：《约翰福音书》[3]。

这本福音书，我曾在法国读过一两页，那是在纪德的《假如种子不死》[4]，或在莫里亚克[5]的书里。现在我躲在被子里读到了中文版，我感觉思绪被带得很远，差点失去了方向。我能解读译成中文的外来语言吗？这里明明写的是中文却又不是中文，难以理解的新名词，绕口的句子，不完整的节奏。我想起曾给母亲抄写过的佛教信本，也是有很多不谐调的表达和句式，给人以摸不着头脑的感觉，中国人得花好几个世纪来解读。一通话语如何能够触及灵魂，去鞭挞？去震撼？这话如何让人狂喜、深至骨髓，直到同自身的血肉相连，成为身体的一部分？有一天老丁讲了一句亘古未有的话，袒露了他绝然的信心：“热爱生命之人最终将失去生命；失去的生命将存于世间终古不息。”

 

 

 

 

 

19

 

大饥荒过后，同其他人一样，我和浩郎老了很多，却还活着。长期挨饿损坏了肠胃，长期受寒冻坏了骨髓，侵蚀了骨质。深颜色的皮肉下垂而浮肿，每一个动作都会引发积聚的疼痛；每一个运动却都呼唤着新生。我们成了半野人状态，一如大地的形象。我们想像不出去别的地区，再忍受更严峻的独裁统治，便盯住这片北大荒原。我们没有牵挂，总有一天以精神的方式了结。我们认同这片土地，它坚硬的矿物是英雄与纯洁的象征。劳改营的领导虽同大家一样经历了灾难，此时也没有精力恢复大饥荒之前铁的纪律，现在我们这里改名叫做“集体农场”。我和浩郎住在一起，猪圈划归另一个专门机构负责。除了偶尔干集体活，我们继续管茅厕和菜地，前者只稍稍改善了一点，代价当然是换取我们的自由。大家除做必须的工作以外，每人都能有点自己的时间，可做些所谓“正”事。离农场不远靠近镇子的地方，渐渐出现了一些村庄，是退伍军人、手工艺人和其他来本地区定居的人。北大荒在先锋们以血汗辛勤开垦之下，现在更容易耕作了，尽管气候仍然恶劣异常。

一九六二年春，中国的西伯利亚与别处的春天没什么两样，大自然耐不住漫长的冬季，冰化了，春天的活力随处可见。视野开阔处，地平线越来越宽广；野鸭飞处，云彩优哉游哉地飘过。雪化的地方开出了花，奔跑着精力充沛的动物。

我们似乎第一次真正生活，一个值得纪念的春天，我们俩的春天，感动着不知哪里来的关怀。当然不止是两个人，我们一刻未曾离开过她，否则谁也不会活到现在。没有她，我们也不会像一个身体上的左右臂膀，生死相连，其中友情的份量几乎可以说同爱情相等。这些年为了生存，日子过得艰难，她，我们的姐妹，晴人，没有过多提及，不是忘却，也不是忽略，只因我们已没有习惯作为第三者谈及她了，她已是我们生存中最紧密、最活生生的部分。我们已不在身体之外看到她，她就在我们身上，比我们还真实，藏在意识的最深处。梦时、醒时，成为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动、我们的目光、我们的声音，我们独白的语言，我们诗韵的静谧。她不再是我们欲望的目的，她就是欲望本身。她那样真实、沉重，涨满了母亲的乳汁，又轻灵得犹如薄雾与露水。

漫长的冬天过后只是短暂的春天，我们得面对接踵而来的各种繁重活计，节奏越来越快：深耕，播种，大田的修整与宿舍的翻修。夏天一晃就到了，中耕过后才有点喘息的时间。此时我们有了一个强烈的愿望，即出游，当然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那位领导的儿子在大饥荒时去了北京，临行之前给我留下了一些绘画工具，我便开始作画。我的水彩风景画在领导和他们的家属那儿获得了认可，有的喜欢在家中或办公室挂上一幅。写生需要出门，我们便有了越来越多的特许。这就唤醒了我们在四川游历的记忆，每一次我们都试图往每个方向走得更远。

恐怕世上不会有别的人像我们这样欣喜若狂。我们体验过去的欢乐，不是记忆，而是用身体的每一根筋脉、用身心的每一个角落去体验。我们以明确的感知重新体验，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纯粹的重新认知。每走一步，每停一下，每次的饥渴，以及很快渗透到肌肤里的疲惫都使得曾经经历过的事实永久地再现，永久地再生。在我们脚下，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从前，又都似乎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野蛮又开化的去处，外表平淡无奇，地形变化多端，动植物资源十分丰富。越过耕地，我们走入纵深地带，那里有肥水丰腴的牧草，深不可测的水域，长满针叶树的山丘和岩石遍布的沟谷。黑黝黝的土壤是它们的根基，各式各样的花是它们的外观，处处生机勃勃。没有直达的路，我们常常绕很远才走到对面。在呼呼作响的风中，自然是鸟鸣与匆匆跑过的动物；人发出的沉闷声音，好似遗落在白沙中的物品一样不协调。然而，在广袤地域的心脏，迷失方向并不总令人沮丧。树影倾斜下来时，我们仍在一座小山坡上，再也走不动了，由着无穷的虚空包围着我们，感到一阵宇宙从未有过的最静谧、最平和的一刻。

有一天，我们去了猎手们同我们说起过的地方。黎明前出发，我们急行军来到一处陌生之地，走过一条干涸的小河，进入一处高大树木丛中的一块平地。浓密的树林里没有风，空气里到处是昆虫，四周弥漫着树胶与青苔的气息，原始的自然在我们面前展开了它不为人知的神秘。北大荒在世界之外，我们却在世界之外的之外。我们沿着小路往一个开阔处走去，猎人们在此偶尔经过留下了足迹。走在林间，时而有树枝折断掉下来，时而有野兽打破阳光在树桠形成的栅栏间跑来跑去。前面有一个小水塘，野雁拍打着翅膀发出尖叫。然后，一切骤然安静下来。正在此时，一阵轻风吹过，空气变得澄蓝，我立刻认出了那熟悉的地方和熟悉的人。“玉梅！”我内心深处发出呼唤。走在前面的铮友回过头来，怔住了。他也看见了。清纯的身影伴着无可比拟的微笑，令人心碎的神情带着深不见底的目光……多长时间，一瞬间还是整整一生？触手可及的人儿已远去，空气又重新变得透明。

浩郎像一头被射中眉心的公鹿一般飞奔起来，以最快的速度奔跑，逃脱忧伤，躲避怀念。他一边跑，一边发出沉重的叫声，像一头发怒的野兽。跑到不能再跑了，他一头摔倒在树叶中，全身呈“大”字般仰面朝天。我追上他，同他并排躺下，握住他的手，我感觉到他身上血液的急速流动，脉搏跳得很快，好似一下子做了十年积攒的运动。我嘴中诵出内心深处记得的多年前背熟的诗句：

 

沉浸在忧思的边缘，

你将忧思推向遥远的地平线。

大雁飞过划破云端，

你将心中灌满季节的休闲。

焦藤枯树苇中空，

必定消亡于暴风雨的摧残。

栖息的大雁就要展翅翱翔，

自由地去飞行，或是死亡……

在故土和苍天之间，

你那独特的王国就是：你自身的呐喊！

 

浩郎默默地听着，我只感觉到他的手越握越紧，直至攥得我生痛，痛至骨髓。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扶起满脸是泪的同伴，泪水一直流到土里。他的左腿在奔跑中受了伤，流了很多血。

这一天成为决定性的一天。当天晚上，就在养猪场的旧茅棚里，浩郎无法入睡。他疯狂地在纸上写着所有笔尖流露出来的句子，昏暗的灯光下点了支小蜡烛，他写了一通宵。我每次醒来都听见笔在纸上沙沙的声音，我又闻到当初上中学时熟悉的味道，他太过疲乏时，头垂下来，蜡烛烧焦了他的头发。清晨，桌上堆起了一迭涂黑了的纸，上面写满了字词与诗句。我看下来，得知了铮友这许多年走过的地狱般的道路。我也认得出他哪些时候有过的怎样的突起或内心的冲突。他什么都没漏掉，激昂得像是一则神奇的传说。他包容了一切，包括爱情与友情。在最后一页，有两行字写得很粗，很整齐：

 

  那一天终于来到，记忆与遗忘的深处，

  他们与心爱的人儿，重逢在明亮的树林里。

 

 

 

 

 

20

 

确实，我们惟一能做的只剩下写作了。别的人已经开始，他们顶着巨大的压力，有的匆匆写下几个词句，有的写下萦绕脑际的一闪之念，还有的只有一张遗嘱……如果人们有意愿把浪费的时间转变成瞬间的生命，还有没有另外一个办法来实现？只要我们还在世，这便是手头惟一可做的事。但写什么呢？最简单的莫过于每日流水账，但连这个都不那么容易。当年的远大理想被事实击得粉碎之后，人们无能为力，活着已是苟延残喘，遑论用笔墨来书写什么。能够让他真正拿起笔来的，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剌激……

往后的日子里，浩郎继续写，一切刚刚开始。他一段一段地修改先前写的草稿，茅屋成了他作战的战场，壮观异常。但他既不狂怒也不恼恨，更不像平时，为了掩饰自己存心装成反抗而强作笑脸。面部表情严肃、庄重、忧郁而专注，他恢复了往日的尊严；他重新成为面对沉沦、突然明白了自己使命的人。我很少有机会这样好好观察他，长久地、安静地看着。我看见他尽管外表平静，但内心却有种顽强的东西在滋长。透过他凸凹不平却坚毅的脸，似乎可以看见多少个世纪以来不屈不挠的人站了起来，压制人们心声的敌对势力不在了，消失了；它们只知道像魔鬼一样横亘在他面前，使他走投无路；但它们再也不能阻挠他了。浩郎的复仇绝不只是插在几个头脑人物背上的一把小刀，也不是逃遁。现在他要面对自己了。

看着他，我脑子里产生了一连串的问题，我的朋友到底想干什么？以诗的形式再生我们的三角故事吗？这故事之特别可能只由他来决定吧？他是否会把一系列的悲欢离合变成警示忠言？其中又蕴藏了赎罪？警示什么？可能诗人本人也不知道。他只知道，正如他多少次重复过的，在所有经历过的事和说过的话里，其实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讲过。他曾认为来到世上的使命之一便是成为诗人，现在只好屈身写自传小说。有什么东西是小又可以说的？所有小的故事[6]还不都与历史[7]背景相关？从这种意义上说，他的故事最终已被世间的大事所埋没。在他同命运作斗争的过程中，他忘记了自身的惟一一件武器，即写作。现在他重新找到了，只要他在这里：蜡烛光下，发霉的墙边，他的武器就在身边，即便最厚颜无耻的暴君也不能阻止他写出所有的话；再没有人能阻止他说出一口气想说完的话。说得完吗？至此，我又想到另外一系列问题。说到哪里是完呢？有没有终点？仅仅再现我们认为已知的事有什么意义？言说，这肯定是诗人的使命，但真正意义上的言说，是不是人们正在寻觅的、还未把握住的、也不能预知的事物？

除了日常生活对话和问一些同过去有关的细节以外，浩郎对他的写作进展保持缄默，也许是无法用简单的语言表达，也许只是不好意思，这么多的事件都涉及到我，他最亲近的朋友。我尊重他的沉默，也不可能以帮助他的借口插上一手。最奇妙的是，这些天来完成每日艰难的劳务之后，我只能呆在那儿，没法做别的事。我只知道我身处浩郎紧张而有灵感的身体所发出的磁场中。我觉得不应该走开，周围有一个声音，忽近忽远，在同我们两人说话。我坚信只有我在场这个声音才能发得出来并得到完全的理解。但有时我仍不得不自问，浩郎正在从绝望中汲取力量以挽回失去的时光，但他与我听到的是否是同一个声音。

我不禁仔细琢磨。我感觉我们性格虽相差很远，却互补得恰到好处。浩郎生于富饶的大地，他要不惜任何代价，战胜一切困难，哪怕牺牲自己或他人的利益，也要永往直前追求理想的自由；而我，我是外来的，永远对大地之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