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一言（第二部 8－15）

 

8

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宣告中国彻底迎来了一个新世纪。

在此之前，不计其数的年轻人带着这个对新时代的梦想，以忘我和牺牲的精神参加到了革命中。他们接受一切艰苦，经受一切考验，奉献出自己的一切，包括年轻的生命。几百万的农民也加入了军队，随后牺牲在战场上。如今在多年战争给人们留下的废墟中间，全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敲锣打鼓，喜气洋洋，每人都憧憬着建设理想的社会。

中国在历史上从未缺乏过有生力量。每次暴政、腐败或外侵之后，国家被摧残到破碎的边缘：真相遭到扭曲，人类价值受到践踏，而正是这种有生力量使得这个古老的民族不致于完全毁灭。这是一条长长的殉道者战线，有如金线编织在一条没有穷尽的喜悦与泪水、梦想与恐惧的草毯上。大多数殉道者心中驻存的是孔夫子宣扬的仁义的伦理道德观，赋予其特权与义务去参与替天行道；另一部分人崇尚道家精神，反对整齐划一。根据道家的说法，人只能遵循那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即天下之道。这两种哲学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推动宇宙运行的正气，也即浩然之气这样一种基本理论。

二十世纪初，孙中山在他众多可敬可佩的追随者们的辅助之下，推翻了腐败的满清王朝，于一九一二年建立了中国的第一个共和政府。由于他英年早逝，他以及他的同志没有达到推翻中国封建势力的目的，封建余孽反而继续在全国肆虐。二十多年以后，另一个人成功地聚集了广大有觉悟人民的力量，这是一个天生的革命者。他以自已创立的一套理论思想和他雄辩的口才，克服了初期的分歧与冲突，在众多革命领袖中脱颖而出。此后，在他的领导之下，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最后终于取得了革命事业的成功，为此代价是相当大的。及至共产党取得了政权，宣告新中国成立之际，这位无可争议的革命者从原来的潇洒自然、有时甚至放任不羁的形象变成一个穿着制服、领扣系到脖颈、面容严肃、至高无上的伟大领袖。似乎抛弃旧制度的模式不那么容易，他的规矩、他的语言和他典范的形象处处让人们感觉他像是被镶进了模子里……

假设一下，如果革命党人一结束他们的使命就退出历史舞台，而不是强迫人们执行与原政权大同小异的另一套越来越僵化的规范，是可能的吗？根本不可能，否则革命党人便只是圣人，而不是一心将革命进行到底并听命于最高权力的人。新的秩序在新中国建立起来了，应该相信这是绝对必要的。这便是革命，要“清理革命队伍中的渣滓”，要“拔掉封建的根”。

当时人们多么希望这位伟大领袖保持他卓越的才能，像以前那样敏锐而自由，自由到不受历史的牵制，不受他自身顽固观念的束缚，去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存在过的任何制度。可是，人类的想像力仍不够成熟，没有设想出其他更好的方式。果然，除了旧有的传统模式外，更加上了比较现代的、更“科学的”、几十年前由苏联老大哥建立起来的制度。

三十多年的战争及巩固政权的需要已将现有的整个系统僵化了，这个体制已不再具有灵活机动性，加之国家庞大得几乎占据整个大陆，最终只能进行分割式管辖，每个村庄都成了生产大队，每个市民都成了街道委员会的成员。人们时常开会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每人都得负起“意识形态上的重任”，要彻底剖析。从此，人人都要交待活思想及其产生的原因。也许经过了近一个世纪的无政府状态，这个国家确实需要这样一次严肃的清理？可作为其理论依据的、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是否考虑到了人，这活生生的、总是被神秘的欲望和不可预知的梦想牵动的人类之本性？

但说什么都太迟了，人们已经为进入这一历史时刻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们心甘情愿付出自己的一切努力，要把这个古老的民族从腐败的废墟中摆脱出来。

一九五零年初，我收到一封浩郎与玉梅的简短来信，信中的语言十分新奇，多少有些刻板。他们主要是告诉我他们现在一起住在上海。我马上回了信，只是简要地表示，结束巴黎旅居生活后我会很高兴再次见到他们。

虽是这样说，我是否真的相信会有这一天？身处欧亚大陆的最西边，我模模糊糊地感到完整而具体的现实离我而去，越来越不可知。那现实好似一艘破浪前进的大船，里面乘着的都是我最亲爱的人。此时那边开始了一系列重要的、特大的、史无前例的运动。发起运动的便是那位不同寻常的伟大领袖，他不甘于平庸，要做一件对本民族甚至全人类具有影响的大事。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不间歇地发动了各种运动，比如“忆苦思甜”，“三反”、“五反”、“清理整风”等等。他以大宗的数字发表言论：几百万人投入了什么运动，百分之多少的民众又参与了什么斗争……

这些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可以用革命的理论来解释，然而一旦人们将目光投向精神领域，便会看到这位领袖人物如何越来越不能自圆其说。他没上过大学，却读过很多书，知道中国文化内涵的非凡价值。在内心深处，他似乎梦想着盛世的唐宋朝代：才子佳人层出不穷，传世作品空前绝后；另一方面，作为唯意识论的幻想家，他又完全不顾及人类的本性与创造性。他对自己的主张坚信不疑，急于成为全人类的指路明灯。为此，他不可能不强制人们走他指明的那一条路来达到这惟一的目标，他必须强硬地窒息他人的思想。

在几个月以至几年的时间里，我一直关注中国在意识形态里所发生的一切，我为我所了解到的情况战栗。我知道自从延安时代即一九四二年，在王实味事件之后共产党内便展开过整风运动；一九五二年，他们发动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运动，目标是整个知识分子和文艺界；一九五四年初，轮到著名的文学批评家胡风，他对伟大领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异议，大胆地写了三十万言的《意见书》，指出目前文艺界的现状，并要求给予更宽松的条件以利文艺创作。这封信激怒了伟大领袖，随后他发动了这场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政治运动。所有的作家、艺术家及其他知识分子被“邀请”向党提意见。之后他们公开了胡风与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指出这位崇拜鲁迅的批评家实际上是个叛徒，甚至是国民党特务。

我得到这个惊人的消息后，知道浩郎在劫难免了。他曾在胡风主持的杂志上登过诗作，人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他是胡风“阵营”里的一分子。

一九五四年末，我惊讶地收到了一封有玉梅手迹的来信，是从香港托人转发的。告诉我浩郎被送到江西的一个“劳改农场”，位于北部沼泽地带。

9

收到这封信以后的日子里，我一连数天魂不守舍，精神恍惚，我全身心去体会铮友与晴人在生活中所承受的羞辱与苦痛。我知道他们将要忍受的是无止境的分离，而从头到尾既没有审判也没有正式的判决。

有天早上，我在窄小简陋的房间里醒来，突然意识到中国已对我彻底关上了大门，我再也回不去，再也不回去了。对我无可挽回的判决便是流亡。

这个想法还从来没有掠过我的脑际，我震惊了，一如突然得知自己患了绝症。人一旦意外得知自己遭到终生流放，不可能返回家园，便无异于是宣告他的死亡。此时此刻，他记忆中的一切，特别是整个生命的誓言都背他而去，再也无法实现了。一切的一切都不一样了，他有过一个从前，后来是另一码事。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他仍佯装继续生活，重复着每日无穷无尽的、枯燥无味的动作。当然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勉强微笑一下。无论是自己镜中可怕的形象还是一个极其遥远的回忆，都会让他痛至骨髓。因为同一时刻，地球的另外一边过着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他从前曾在那里生活过，但从今以后它会越来越模糊，越来越遥远，直至无法接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重新回到这个圈子、重新拥有这种生活的可能性已经不存在了，没有挽回的余地。

梦是例外。我做梦，浸满了干墨水的课桌上，到处是压扁的图钉，我兴奋地睡在拼起来的桌面上；我梦到抚摸着扬子江边三峡峭壁上光滑的石壁，如同女人身体上滑润的腹部；我梦到亲人的面孔：父亲的脸，妹妹的，特别是母亲的（她的骨灰盒还放在架子上）；还有家中其他人的脸，有的我早以为忘记了；浩郎和玉梅的脸，分别或同时。在整整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他们两人经常进入我的梦中，场景同我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都密切相关，有的幸福，有的悲苦：比如在巴黎市郊闲逛，交谈中夹杂着中法文；在肮脏不堪的街上追逐，我狠命地叫，对方却一点也听不见，然后突然转身，却是一副陌生的面孔；在马路上看热闹，发现车祸遇难者竟是浩郎与玉梅……这些快乐与凄惨的梦通常使我在半夜突然惊醒，令我气喘不止。只有一次，我深信不是做梦。两个让我朝思暮想的人从旅馆打来电话，他们说刚到巴黎，让我去见他们。我起了身，穿好衣服，耳边还回响着铮友的北方口音：

“别忘了带你的画夹！”

以及晴人的笑声：“快来呀，我们饿了！”

出门时我伸手到口袋里掏那张记了旅馆地址的纸片，却发现里面空空荡荡……

我将如何在异乡的土地上活下去？我的奖学金曾延长过，可现在结束了。我既没有文凭也没有确定的职业。职业应该是画家，但没有一个画廊同我签合同，我只在极少的情况下卖掉过几幅画。同来的留学生当中还是有几位取得了成功，他们的绘画技巧已臻于完美。我呢，走得太远了，我转了一大圈，而这样一种转法至少得需要两次或三次生命。我不知当初是否有其他选择。在生活中，我的负荷过重，有太多累赘而纷乱的记忆需要消化，太多繁重而晦暗的观念需要理清；而艺术方面，在老画师的引导下，我有过敦煌的经历，我经历过法国、荷兰以及意大利。丢掉这一切不是件容易的事，不是弹指间就能全部灰飞烟灭的。即便我可以忘却了一切，也不一定可以免去我所走过的这一圈。我就是这么个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摇摆不定，受各种因素引诱：受中国引诱，受西方引诱，受生活的引诱。我得要有多大的肚量才能消化这些，更不消说我曾受过折磨的消化系统。

也许我根本就不是画家，只会喋喋不休地提出疑问，一个无法适应生活、以某种臆想的形状、混合的颜色、某种冲动的姿势临时附着在生活上的人。可能有一天，我会摆脱掉所有的负担，轻装上阵，从容潇洒。那就需要有人推我一把，彻底推倒重来，一下子进入到“现代”这一边。在这个只迷信新鲜事物、急急于变化的西方社会，以我对塞尚，对康定斯基[1]，对克里尔[2]特有的喜爱，直接进入现代艺术对我来说应该不会有困难。虽然我认为他们试图表现的东西并不新颖，但至少已让我感觉不辜负古人留给我的财产了。随便怎样都没关系，反正凭借他们我可能会找到一条真正变通的路子。至于现在，我还没准备好，我还得不慌不忙地赶路，哪怕冒着流落街头的危险也不能着急。

10

我在酒吧里靠画肖像和风景画糊口，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有时候，我只能喝杯葡萄酒就几片面包。饿得头晕的感觉不仅是肠胃受苦，还有精神上的。我所经历的似乎是印度小提琴手后期生活的重演，不必说缺乏基本的生活必需品，最可怕的是失去精神支柱。在餐馆里，虽然手抖得厉害，我还是强迫自己作画，听着餐盘端上端下的声音，一天更似一天地难熬。我极力抑制住自己不去向压根不会想与人分享的食客们乞讨。有一天，有个客人把钱交给我之后，钱包没有放好。他走过我身旁时，一小沓钞票从口袋里掉了出来，我在叫住他之前犹豫了一下，为可能的意外之获心跳不止……

有一阵我在一个韩国朋友的介绍下，去巴黎大市场卸车，那是些装满菜和水果的木条筐。工作时间在晚上，沸腾的夜晚到处是叫声和笑声，没人喊累。大家摩肩接踵，汗流浃背。人们在男性强壮的热气中振奋起来，女性虽极少，但她们个个能干、无拘无束，有的还特别出色。最后，在曦微的晨光中，我们终于精疲力竭地入席，面前是热腾腾的肉汤……

过了一段时间，我找到一个更适合我的工作，是在一所战后基本没有整修的大学食堂，我以前曾在那里吃过饭。清洁系统还没有机械化，我做的是极为粗糙的手工活。

在这座大规模的饭厅里，吃饭时间一到，人们便蜂拥而来，协调一致地在这里大吃大嚼大咽。他们的任务是消化他们囫囵吞下的食物，由我们来清理他们吃剩的垃圾和污秽。首先是做准备工作，把百十来只托盘里的残余之物清理干净：嚼碎和吐出的肉块、骨头、鱼刺，流溢的汁水及油迹……接触到又硬又冷的金属托盘和从人嘴里吐出带热气的黏黏的东西，直让人倒胃口。可是不得不做。找工作时，我只知要找一份每日能填饱肚子的活儿，实在没想到以我有限的能力居然要参与这种大规模的劳动组织。在这座大城市里，类似屠宰场式的企业已把人类简单的吃这一古老行为变成一种疯狂的旋律，魔鬼般地运转。

一旦清理完毕，我们要把托盘放进轰轰作响的升降机里送到地下室，先喷洗，再沉放到有漂白液的大容器里，沉放的工作要力气大的人来做。其他人，包括我只好去擦盘子。这也不是项轻松的活儿，托盘由铝合金制成，拿在手上很重，再另腾出一只手擦。然后一个个摞起来抬到运送车里提上去。背压得直不起来，每夜都会腰酸背痛。擦的时候，很快湿透的抹布沾了盘上的铝金属，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油腻味。冷湿气加重了从水泥地上升起的蒸汽的热湿气，再投放到空气中，浸透到人体内。

我们一共十二个人，有匈牙利人、波兰人、突尼斯人、法国人等。大家开着粗俗的玩笑，气氛热闹而快活。由于我不太熟悉学生语言，不太容易参与他们的调侃。有个法国人在我的组里，苍白的面色下戴副眼镜，对我很表同情，尽量不让我干太重的工作。他外表严肃，并不掩饰自己是共产党人，我愿意同他交谈，他对很多事都很有兴趣。但有关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制度这一话题，我同他谈了几次之后便尽量避免。他对此崇拜得无体投地，认为这是人类未来的希望。他是个认真而谦逊的人，可当我同他讲他并不了解的事时，他却并不怎么听，自信因为读《人道报》[3]便比我知道得多，因为上面经常刊登一些中国的消息。他甚至于想说服我：要成功地完成共产主义事业，死人是必不可少的。他说话的时候，苍白的脸越见消瘦，颧颊微红，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像是冻僵了的情人眼睛。

一个聪敏而关心人类事业的人怎么能受如此盲目的激情所左右？如此看来，一个表面上公正的人很容易变得武断专横，直至成为专制迫害狂。

不久以后，共产党员激情的苍白转移到了我的脸上。一天，我在镜中惊讶地发现自己几乎面无血色。我知道，除了在地下室工作不见阳光以外，还有饮食单一的缘故。食堂每天给我们吃的是相当恶劣的饭菜，我无法下咽。尤其我太了解准备过程的卫生条件了，那种难闻的气味快要把我弄得神精失常了。它渗到大厅的墙壁、桌椅、餐具里，渗到人的衣服里，头发里，是几十年攒下来的恶臭，是没有清理干净的垃圾，是同漂白水串通一气的异味。

过了一段时间，我的肚子开始发胀，伴随着阵痛。夜里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说：“在巴黎生病可不是好玩的。千万千万不能生病！”

11

但该来的迟早要来。一九五四年的一个冬夜，我发起了高烧，肠胃奇痛。由于是周末，邻居叫来一位代理医生。他进来的那一刻，我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似乎看到一个恶魔般的天使。他的脸粗糙不平，线条扭曲，咧着的嘴完全变了形。我们最初便产生了误解，更确切地说是他对我的轻蔑，当时的对话我至今仍记得清清楚楚：

“您是越南人？”

“我是从中国来的。”

“噢，一回事……我了解印度支那，我在那儿生活过很长时间。”

“……”

“您哪儿不舒服？”

“我发烧，肚子疼得很厉害。”

“一点不奇怪，这房间太冷！脱掉衣服，我来看看。”

看到我脱光的胸部，他又说：

“不够胖，啊！得多吃，先生！”

听诊的过程中，他提了个很不礼貌的问题：

“您的真丝衬衫很漂亮，在哪儿买的？”

“从中国带来的（是晴人送给我的礼物）。”

“难怪，这儿可买不到这种东西。您发抖吗？”

“是，可能因为冷。”

“毫无疑问，这是疟疾。您得过这病，是不是？”

“是，但我好了。以后好多年都没再犯。”

“这鬼病永远不会根除，所有的印度支那人都多多少少带着这病根。”

“我肯定……”

“告诉您，先生，这是您身上的疟疾复发了。得服奎宁，没什么坏处，只能治好您的病。”

走之前，他又说：“要多吃东西，把暖气开大一点。”

然后，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又说：“您知道里尔克[4]这句诗吗：‘相互憎恨的人们应同床共枕’？”没等听到回答，他就消失在门后了。

虽然我怀疑他的诊断，但与其被痛苦折磨着，不如就吃药吧，反正像他说的没什么坏处。于是我开始服奎宁，医生开的剂量很大。结果是，肚痛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厉害，牙龈也肿胀起来，嘴里长满了脓泡。最后什么也吃不了，连喝水都很困难。紧急叫来的第二个医生把我送进了医院。

这一年冬天天气极为寒冷，很多人因此得了病，医院大厅里已人满为患。我的床是临时加的，排在最外面，旁边就是入口。所有进出的人都得从我床头绕过。

像所有的病人一样，我身不由己来到这个地方，浑身肮脏不堪，气味难闻，却只得任人摆布。另外，我已认不出来自己的身体了，似乎是还魂时借来的，疼痛难忍，连试体温或上栓剂这样最简单的动作都成问题。更可怕的是给嘴里的脓泡上药，张开大嘴，在镜中看到自己的喉咙、舌底等一大堆软肉呈紫色变形缺口，直让我感到地狱的景致便也不过如此。

白天，护士、医生及送病人的活动床来来往往，加上送饭的、家人探视的，完全割断了休息的时间。晚上，只有在晚饭以后、天完全黑下来之前有一小会儿安静，正好是护士交接班的时候。这时病人可以自由活动，能起床的马上利用机会聚在一起，连隔离在玻璃门后面的重病号也像鸟笼里的鸟一样飞出来。虽然他们知道这样做不妥，但与人交流的愿望盖过了一切。外面的世界已成为不可及的遥远，几乎不再真实，只有穿白大褂的天使才证实现实世界的存在。他们为一个小小的微笑，一两个鼓励的字眼而感动，他们在彼此的痛苦中找到了共鸣。

夜晚最是死神降临的时刻，病人没有任何抵抗和救援，他们最大的愿望是集中精力渡过难关，每分每秒地熬，为的是战胜自身的魔鬼，坚强地面对别人的呻吟，嘶哑的喘气，直熬到窗上露出第一线曙光。夜间，护士经常来巡视看是否有人死去，有腿脚冻僵的流浪汉，猝死的重病号等，然后运往太平间。每次护士路过总要蹭着我的床，而死尸则从我的头项上抬过去。

身上伤痕累累，我再次见到了那位“访问者”，他不期而至。各种各样的折磨使我精疲力尽，疼痛，恐惧，担忧，我根本不可能对他有任何抵抗。可无论如何，只有他是最忠实的、远道而来的、深埋在我体内的人。他迷人的眼睛给我安慰，他鼓励我一定要走出这个深渊。当我的血肉之躯终于战胜了滚烫的岩浆一直爬到高处时，像从前一样，他说是要帮我，却好像一不留心又让我掉了下来……

这些个夜晚除了“访问者”荧光闪闪的眼睛外，惟一的光亮来自一个玻璃门里悬在高处的一盏蓝灯，那里躺着一个患白血病的年轻人，白天由他母亲看护这个独生子。想到他，我感到自己还是挺幸运的。至少我可以消失得干干净净，不给任何人带来悲痛。我是这大厅里惟一的外国人，在这样一个失落的地方，我已经没有姓名了，人们只叫我“中国人”。我的尸体停在太平间时，会是个特例，因为它的归宿是一个未知的地方。想到这个，我苦笑了一下，同“访问者”的笑一样凄惨。凌晨时分，我沉入恶梦。

以后的夜晚，我必须死死地抓住那蓝色光才能控制住恐惧，我同蓝灯底下受煎熬的人同甘共苦。我仿佛看见他的脸，高烧的眼睛和两颊深陷的面孔，他便是我现实的写照。他冥冥中暗示我，他最大的遗憾是要离开这座城市却还没有结识过女人。我该怎样安慰他？我可以说所有的男人都由女人而来，所以都知道女人。而他的母亲，假如她了解他的心愿（她永远不会了解），会心甘情愿地将他收回，用她的肉体温暖他，再给他一次生命。一夜又一夜，我便这样自我安慰。那年轻人死去之前会以他的方式给我一个生命的指示。一个活下去的信号。

12

巴黎一个暗色的下午，我拖着病后瘦弱的身子沿街走回家。街墙上斑斑点点，像半夜里扔到街上的床垫一样，上面粘着污物，中间被那些疯狂或灼热的、迟纯或燥动的身体蹂躏过，被流浪汉的尸体或守灵人停留过。还有一些墙更可怕，不可思议地晦暗，是毫无希望的灰暗，调色板上都没有这样的颜色，在它面前我宁愿做盲人或哑巴。此一刻的颜色使真实的事物自动解体，最终消融在虚不可见的电波中。我站在墙壁渗水的家中，缝隙处被发黄了的旧报纸塞住；我闻见潮湿的木头和油的哈喇味，听见锯子和锤子的噪音，间或有孩子的叫声和耗子的啃噬。

房子本来是用于遮风避寒的，现在，它处于没有共鸣的天地里，更像是反射人类孤独的镜子。人勉强依附着这片养育了他的土地，而地球之光在外星球看来那样微不足道，只是小小的一个光点，不能给人类带来多少光明。人只能挖掘他自身微不足道的光源。

我知道自己的命运是流浪。只要生活在中国，在不惜任何代价都要活下去的环境里，我便已扎根在那片土地上了，那是我的语言，是我的国土；而现在我在西方，这片土地上没有我的根，它吸引我，却不敞开大门。像省政府办事员的脸，他威胁我因不再有经济来源而不能延长居留，甚至有被驱逐的可能。我的生存不仅仅处在边缘状态，甚至快成非法的了。

非法，没有生存的权利。我抱有非凡幻想的欧洲到底能不能容我存身？恐慌遍及我的全身，把我逼向墙脚。至此我开始重新审视这块大陆，虽然它自然资源丰富，人文思想活跃，发明创造层出不穷，却仍没有形成一个厚厚的保护层来抵御魔法，任其自身内部形成了一个恐怖的渊薮。一旦狂热起来，权力与征服欲便无限制地增长，人民被蒙蔽，无谓的战争逼得人们拿起武器大规模杀戮，穷兵黩武，自相残杀。所有的工程技术发明均为灭绝某个种族服务，剥光他们的衣服，将他们烧成灰，直至堆下无数的戒指、项链、金牙、眼镜………

我们处在一个冷战的时代，我知道只要再有一点新的冲突，我都会像很多人一样成为替罪羊，我的脚下就会张开一个巨大的死亡陷阱。如同落叶，不再有树枝，不再有树根，我将同垃圾一起被人踩在脚下，收集起来烧成灰……

所以，在我房间的镜子里，我完完全全只看到孤独的自己，我在这片土地上无依无靠。

我的画家朋友们同我一样经受了流亡的痛苦，有阿根廷人、匈牙利人、奥地利人、西班牙人、黎巴嫩人，还有的来自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的，但他们不像我有如此多的疑问。

“要了解和爱一个国家，最好的办法是认识他的女人。”

有人这样对我说。女人吗？我零星遇到过几位，从未想过要接触她们，我一直认为，这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像家乡的土壤一样给我带来无声的温暖和信任。在附近的画廊与咖啡馆里，可接触的女人很多，只是要看季节，春季和夏季的空气本身便弥漫着近乎冲动的兴奋气息；天冷的时候，风刮过的大街上，人们最先需要的是暖和，他们聚到烟雾腾腾的咖啡馆里，喝杯牛奶咖啡，吃块软绵绵的羊角面包，然后各自组合，去睡陈旧有味的床，体会蹩脚的肉欲，哆嗦的话语。另一些人则去某个新崛起的画家中狂欢，肯定要化装，脱光衣服，变着花样发明些残酷和虚伪的游戏，眼看着情欲被压制，可悲地堕落变质……

终于有一天，在没有任何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我注意到一位女性，她与别人明显不一样。在地狱般的巴黎，命运总该留给我一点微笑吧。那是在一次皮埃尔·福尔涅[5]的大提琴演奏会上。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是因为在一个奥地利雕塑家那儿听到过他的唱片。这次演奏会曲目中正好有德沃夏克的交响乐。此时我正挣扎在贫困、疲惫、对未来充满恐惧的边缘，海报上偶尔看到这位大提琴家演奏的消息，无疑对我是一种乡愁的呼唤，好像久病初愈后对童年喜爱零食的渴望：豆浆，腌竹笋或糖莲子。

不管怎样，我是饿了，从深沉、感性、安详与飘逸的大提琴声里，我感到了身体上的饥渴。我坚信这声音比安眠药更可以治愈我的恐惧与慌乱。对音乐的渴望如同需要食物来经常性充实肠胃，但没有一样每日必进的食物可以满足我精神上的饥渴。然而在我目前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听音乐会是一种奢侈。我试图说服自己这项支出的必要，它可以做为一种治疗手段。正如有的人用酒精、香烟或去找占卜师来减轻生活的压力一样。

我排着队，离售票窗口还很远时，有个年轻女子手里拿着一张票走了过来。

“先生，您需要票吗？我这儿多一张，我的朋友来不了了。”

我犹豫了一下，因为这张票的座位价格比我想买的贵一些，但我还是买下了。

我的坐位离舞台不远，可以更好地与提琴手和乐器作身心上的交流。那位年轻女子坐在我旁边，我向她打了招呼，然后大家保持安静，等待着音乐会的开始。

幕间休息时，她在众人的掌声中情不自禁地对我说：“太美了！”

“是啊，把握得真实而纯朴。”

“您是音乐家？”

“不是……您呢？”

“我是吹单簧管的。”

“那您是以专家的眼光来欣赏了！”

觉得这种回答太过平淡，我又加道：“单簧管和大提琴的演奏方法应该是一样的吧？”

“完全一样。”

为谨慎起见，我不想再继续对话，我看了看她借给我的节目单，发现后面还有一系列巴赫[6]的作品，几段舒伯特[7]和勃拉姆斯的奏鸣曲。

音乐会结束后，我们一起走了一段路。道别时，她交给我一场室内音乐会的节目单，届时她将演奏单簧管。

走回家的路上，我的手无意中在口袋里触到她给我的那张纸，一种温馨和兴奋的感觉流向指间，极度的快乐像一束光从我心中划过。我的感觉更天真地像是一个赢了彩票的人，时不时摸一下那张幸运的票看它是否安然无恙。在巴黎这样的一个夜晚，一个世间的夜晚，我不再孤独，我不再是那个失魂落魄、丧失家园、与世隔绝、没有身份的人了。这一切只来自一张几近揉烂的小纸片！人处在最黑暗的时刻，区区一根小火柴的光亮，一束摇曳的火苗，一只荧火虫也足以打开他的全部身心。

晚上，我试图回忆起那女子的面容，开始想到的是她的微笑和目光，但越想她的脸越模糊，下次再遇到她时可认不出她了。我害怕，怕看见她变成一缕轻烟飘然而去。

我起身去口袋里摸一下那张纸片，幸好它还在。

我的生活看起来好像是一系列不间断的预示和对来世的履行。太多的挫折使得我像独自走在荒原上的人，不敢回头，生怕后面有魔鬼来追。很多人试图拼凑起过去的辉煌，可我不喜欢眷恋过去，我不喜欢自己，讨厌自我欣赏；我也不热衷于对往事的追忆，否则耻辱和悔恨会窒息了我。虽然如此不可思议地悲观，另一种不可思议的信心却在我欲望的最深处扎下了根，根深蒂固。我深信，总有一天要完成我最终来到人世的使命。

我去听了音乐会，看到了我的单簧管演奏家，她伴奏的是舒伯特的一首曲子，《石上的牧羊人》[8]。她的面容同我记忆中的不太一样。现实中的她有一头浅褐色的头发，在灯下染得金黄；稍稍近视的眼睛使她显得更加妩媚，集羞怯持重和天真自若于一身；高直小巧的鼻子，接近苍白的脸色一遇激情便白里透红；薄而敏感的嘴唇为音乐而生，瘦长的身材好似稍有一点情感波动便弱不经风，但体内存有真气。她确实在，我的目光从此不再移开，我要进入她的内心世界。

音乐会结束后，我过去同她打招呼，她以一个自然的微笑迎接我，好像她正在等我到来。从此以后，我次次去听她的音乐会，然后送她回家。

13

“你从遥远的地方来……但我不问你是谁。”维罗尼卡带着微笑的自信说出了她的心里话。

我们的友爱始终建立在她的这种自信上。就算她提出“你是谁”的问题，我也不知该怎样回答她。她为什么完全信任我？难道她只满足于知道我去过大提琴独奏音乐会吗？我们所走过的道路如此遥远，有能力在勃拉姆斯的音乐里找到共鸣吗？她的存在，她的脸，她的身体对我是一种恩赐，她身上有着宽容的温柔和直觉的意志，近乎达到痛苦的境地。那么这个存在有没有力量改变一切？长期压抑了我的周遭世界，从此将在彼此的共鸣中充满意义。透过维罗尼卡，我似乎第一次见到世界的真相。其实我们并不总在一起，每当她的身影走近或离开时，我都有种新奇的感觉，好像总会有奇遇。

维罗尼卡是L城一个交响乐团的成员，她有时得去全国各地或外国演出，除了职业需要她不常在家以外，我也学会尊重她自己独处的要求。特别是我们认识之初，散完步或从音乐会出来，我送她到家门口时她会止步说：

“给我点时间，我需要休息一下。”或者“我们过两天再见面吧，我得练单簧管，最近我对自己不太满意。”

我学会了等待，类似痛苦的等待最终得益的是我，等得焦燥时我强迫自己工作，居然卓有成效，尝到了甜头。有时出乎我意料，她从外地演出一回来便悄悄直奔我的住所：

“我来啦！给我做碗面条汤，我现在有中国胃口了！”

经常观摩她的技术性练习，无论反复摸索还是练新曲目，我都从不感厌倦，她便经常来我的画室。那边响着单簧管悠扬的乐曲，我则在这边的画布上挥毫工作。忘不了互相激励和进步的日日夜夜，在维罗尼卡的鼓励下，我重新拿起了墨笔，按她的说法，中国墨有一种“柔美的香气”，令她着迷。我把墨调出不同的浓稠度来充分表现各种画面，不是光线，而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效果。从那以后，我开始听到了自己的声音，找到了我的路。画布上渐渐地表现出我以前生活过的地方，是从记忆中精炼出来的。在那里，维罗尼卡本能地同我会合，或更准确地说，她同那个遥远的国度会合了。我断断续续地给她讲我过去的经历，她越来越有兴趣，为之感动。

有一天，在一系列平静的组画面前，维罗尼卡对我说：

“啊！太好了！你能送给我吗？我在这组画面前感到安详，它们给我力量。”

这句话本身没有什么，却实在让我吃惊不小，她真的需要安详与力量吗？相比我扭曲的生活，她生活安静，道路平坦，就像整块布做成的裙子，穿在她身上恰到好处。她生活的最终目标就是音乐，不是吗？也许因为她总是生活在音乐中，为了音乐而活，所以也会有压力。还是另有更难言的苦恼？

我们在同好友分享快乐的时候到底知道些什么？对方又怎样才能讲得出他的心里话？我们如何才能听得明白？在我目前相当自私的状态下，即便她讲了，我会听得进去吗？维罗尼卡其实表现得十分大度，从没有急于倾诉。她说过：“我不问你是谁。”但经过这段时间，她了解我的生活比我了解她的更多。她只在很偶然的机会里讲两句她曾有过的痛苦经历。我一直记得有一个下午，在我们工作的间歇，我的几句话勾起她提起一直闭口不谈的过去。我给她讲伯牙的故事。伯牙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很有名，他从师程廉学习古琴，因为极其聪明，他在三年之内就掌握了弹古琴的技巧。但师傅仍不满意，说他过于依恋琴，不能与琴保持应有的距离，以致于无法表达出真情实感。有一次师徒俩一起乘船出海，他们来到一个岛上，鸟鸣与海潮声中，师傅突然不见了。伯牙情急之中为了求救只好弹起古琴，借此驱逐恐惧与紧张感。这时他完全忘记了琴，终于找到了音乐的真谛。

“你讲的是真的吗？我有过同样的经历！”维罗尼卡感动得流出了眼泪。

她告诉我，她于十九岁那年，也就是学单簧管的第三年，染上了肺结核。这致命的打击把她所有的梦想都破灭了。好几年的光阴她不得不滞留在结核病疗养院，等待死亡。那时战争快要结束了，她的生活一直处在贫困中，还没有好好活过。最后她能够起死回生可说是医学的奇迹。但对她来说，拯救了她的是音乐，是伤心欲绝的、回首难忘的音乐。病中她从未停止在心中吟唱，去反抗剥夺，反抗孤独，反抗失望。因为一无所有，她便将自己受煎熬的身体当做乐器。如此，她才可以根据乐谱规律去继续“思考”，挖空心思地让音乐在消沉中拥有真实的生命力。从疾病中走出之后，她再次拿起单簧管时，发现自己并没有中断的感觉，反而觉得运用得更熟练了。从此，她再也不能放弃音乐了，虽然她的父母并不支持，甚至医生也反对。

这个过去、这个她生活中的遗缺，她可能无意中想要忘掉，虽然一不小心讲了出来，她应该不会后悔的，为此我感觉同她更亲密了。我想如果当时时间允许的话，我会更深入地进入她的内心世界。可同时，在这段共同生活的日子里，我觉察出得到另一个人的内心世界有多难，更不必说是一个女性。是啊，男人能不能认知女人最深层的欲望？恐怕连她自己也不见得探查得到。无尽的温存当然可以消融掉细小的成见和男人的幻觉，还有昙花一现的极度快乐也足以维持两人的梦想。男人被有限苦恼着，煞费苦心地接近女人；却淹没在无限中，永远也达不到目标。他只好继续做他的小男孩，哭着，遗弃在海边。男人必须静下心来倾听此刻他内心或外在的音乐，耐心倾听女人如泣如诉的歌声才会得到安宁，只不过这歌声太过伤感才难以接近。

14

按维罗尼卡之意，我有时陪她到外省去做巡回演出，如此我有机会周游了法国的各城市和地区，对各地的风俗也有了一定的了解。直到演出告一段落，维罗尼卡才决定带我去她的出生地，卢瓦河畔的一个城市。为了可以自在地漫游，走之前她在巴黎租好了两辆自行车。

闭塞在城市里的时间太久，我已经几乎忘记了去郊外远足能够带来的快乐兴致。骑车郊游，当然比步行要快，仍可同土地的节奏共鸣。我们陶醉在乡村新鲜的空气中，有草的芳香也有尘土飞扬。

我们如期参观了皇家城堡，这是意大利和法国工匠在文艺复兴相遇后结出的硕果，他们的建筑风格虽有时过于讲究，过于精细，但其内部和谐的装饰与外部的自然风景结合得恰到好处：树木、山峦、流水和天边柔和的云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中国的界画*，画家用几何图形来表达人类居住与外部自然界形成的对比，但又如彼此情投意合一般，相得益彰。

我观察到维罗尼卡非常眷恋这片土地，她原先在巴黎经常显得苍白的脸，此时染上了本地的颜色，一抹很淡的红晕，皮肤上有时会有蓝色的映衬。她的脸色和身体的曲线与周围房顶上的黑石板瓦很谐调，这些切削过的石头排列得整齐而错落有致，显得虎虎有生气。总之，这些石头的存在便是为了让人显得高贵、精神气爽、充满活力。所有这一切似乎是本地区的人创立了某类风格的建筑，而后者又镜子般地反映出本地人的形象。艺术不会照抄自然，却使得自然来模仿它。

这里浸润着维罗尼卡童年和少年的时光，她还记得抄近路走森林和田边的小路。我眺望着远处，发现有云雾的光环，我嗅到了一股特殊的味道。

“闻起来好像附近有河！”我大叫起来，维罗尼卡又高兴又失望。高兴的是知道我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失望的是她给我的惊喜让我一下子识破了。

“你真是江河之人！”

“怎么能不是？我可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

于是我给她讲起了江苏与浙江之间的扬子江下游地区。

“走吧！去看卢瓦河！”

我们去的地方是卢瓦河最宽的一带，声音来得很远。河流中央跳动着浪花，不知深浅的旋涡同沙洲搅在一起，同天边挂着的云彩一般冷漠无情，像极了一幅古画，人迹罕至的角落，被时间所遗忘。这幅画中只有我们两个人，彼此永恒。

维罗尼卡出生的小城在卢瓦河边上的一个小山丘上。我们把自行车留在下面，从菜地边上的小路徒步走上去。走到半中央，看到一幢幢房子镶嵌在岩石里，她的父母便住这样的穴居，作为手工艺人，朴实得如同横贯全境的这条大河。

卢瓦河，这个女性的名字叫起来既响亮又开阔，它的河水宽广、缓慢，把居住在周围的人修饰得纤细而沉着，从沉着趋于沉重，也会隐藏着激情，正如在曾此地生活过的拉伯雷[9]和巴尔扎克[10]。我从经验中得知，与河有关联的事均需谨慎。它静谧无邪的外表通常掩盖了湍流及险涡，会将蹩脚的戏浪者吸入深渊。

我生长在水边，从来没有被水流如此浸润过，堤坝边险些失足时，心中却有一股安详的情感升起。那里，谢尔河[11]流过来与卢瓦河交汇；那里，更具女性的安德尔河[12]也被大河的魅力所吸引；那里，野生丛林依膀着宽阔的河水。渐渐地，忠实的晨光划破天边，一个完美如镜的清晨，鹭鸟在天空轻轻留下一丝痕迹。

一如当时同老画师在一起，我陪着维罗尼卡，我坐下来，我观赏，我作画。河与周围的景色，有绿树的山丘，钙质岩，有宽广的田野，更有协调得体的石桥与黑石板屋顶。河水流淌的反光与它散发的湿气给周围的景色饰上了光环，大河变幻着景色，开阔视野，把它拉向远方的地平线，将景与天合成一体。每样东西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我中国人的眼睛，很容易从中分辨出虚实相间在其中所起的作用。我并不希冀壮观的场面，我只是老老实实地细致观察，磨练情感，捕捉不可触知的细节，还有天色渐暗或渐明时对面山丘上和水面上所产生的色彩变化，运动的、不确定的、淡漠的色彩。正因为此，一种状态可以没有意识地、毫发不失地滑向另一状态，有点像一个孩子睡觉前听故事，讲着讲着，他就渐渐进入了梦香。

雨丝悄悄来临时，我会像几个少数留下来的垂钓者一样一动不动，静静听几声鸭子的叫声。我等着，我知道在法国的这个角落，河已经与云达成了协议，雨绝不会一直持续到晚上。事实上，我记得在这样的傍晚，同天水交融的辐射光线总会潇洒地如约而来。

只有一次，一次可以说积聚了整整几个世纪的响雷，爆开了它所有的狂烈：霹树，掀浪，从笼中释放了千万种野兽。响雷直直地砸下来，从我的肩膀上擦了过去。周围没有任何屏障，我们没有动。同在荷兰大堤遭遇时的心情相反，这次我已准备好去死，没有什么遗憾。

随后，我们被卢瓦河的源头所吸引，溯游而上。漫漫的旅程中，卢瓦河从未厌倦我们，把我们带进了它纵深蜿蜒的神秘之中。最后一天，在草垛山[13]最后一个拐弯处，迷一般的源头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久久地站在那里，居高临下望着远处绿宝石般的长流，让晚间令人心碎的光线拥抱我们。我发现我同几十年前相比没有改变。这个观赏着一望无际远景的异乡人，同那个在父亲身边观看扬子江的孩子、在四川境内走向小河源头的少年有什么区别呢？现在，过去，他所发现的是：不管河水有多宽，河流有多长，它的发源地只是草丛里冒出的一条细细的水流。喝着清洌的泉水，我对这片收养我的土地有了种崇敬的心情，也为了我旁边最初接待我的女人。

* 用尺子画出的画。

15

走到水的源头，是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呢，还是另一种生活的结束？但愿时间循环往复，但愿所有新的周期都带来既可预知又意料不到的变化。这是一直存在我意识里的老话题，现在我不再怀疑它的可行性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我有没有希望摆脱回忆与枷锁？在异乡的土地上，站在这个新的起点，我是否可能自愿地拔除我旧有的根，解除盘根错节的纽带？拔掉根吗？应该有可能，因为人只是栖息在一方土地上的一种动物，这土地的文化只给他提供了些代代相传的老方子；他真的根深蒂固得不能把根移植到别处了吗？我虽然经历了种种考验，但我仍希望想办法说服自己去实现这一变迁。但是要切断心的牵挂又会怎样呢？……

这趟源头之旅的两年之后，我收到玉梅的另一封信，还是从香港发出的，收到已经很晚了。信上只寥寥数语：“听说浩郎病死在劳改农场，我们之间一直禁止通信。你也不要给我写信，但别忘记我。你的玉梅。”她虽不等我来信，却将她的地址留下了。

我以前一直想像着最坏的情况，知道浩郎会经过漫长的考验，却从没想到结束得这么快。他那么结实，有那么坚强的信心活下去，难道这个力量与光明的形象已经不在了么？永远从地球上消失了么？他是我惟一的朋友，我一度怀恨却永远挚爱的人。玉梅用颤抖的手匆匆写下的几句话被我攥在手心里，我的手也在颤抖着。

再一次地，在巴黎这样一个决定命运的下午，我惊讶地看到自己还坐在这儿，也许从此以后不在任何地方了。地在我脚下塌陷，我身心的支柱突然间崩溃了。更准确地说，我这些年长途跋涉走过的路一点一点地坍塌了，只留下远方惟一的路，通往我的家乡。没有它，便再也没有什么能支持我的东西了。我知道在家乡的土地上，有个人一直在等着我，像一株湖边的垂杨柳，守候活着和死去的人。这个人美得奇异，陌生而熟悉，她将头发甩向脑后，泪光中露出微笑，仿佛在向我呼唤：“回来吧！”“你终于来了，我们终于又在一起了！”

从虚空的天边望过去，我又听见了命运的呼唤，我无法拒绝。我还听见了生命的温柔之音，那是我的生命，从一开始便预知即将发生的事。

 

（第二部完）